各大省市推出的健康码是大数据应用的范例。绑定手机，接入运营商信息，再加上个人提供的身份信息，健康码能显示一个人过去一个月的轨迹，可作为政府、企业、零售服务机构都认同的通行码。同样，其他一些便民措施，比如在线查找自己乘坐的交通工具上是否存在感染者，也是缓解大众恐惧的好工具。

   但是，在隐私大数据的运用中，仍有改进空间，尤其是在数据搜集和数据共享两方面。

   先来谈谈数据搜集。随着防止外部输入成为抗疫重点，各大机场都对来自海外的航班严阵以待，从下飞机到通关，再到专人送回家隔离，经常需要五六个小时。一个刚回国的朋友说，她非常理解工作细致所需要的等待，但是通关要好几次填写表格，有电子表格也有纸质表格，且填写信息多有重复，让她觉得比较混乱。

   复工之前，每个从外地返回大城市的员工都需要填写单位发出的返工申报，返回小区又再填写一遍，这也出现了信息搜集重复，数字和纸质信息搜集并行，缺乏内部信息打通的问题。

   抗疫早期暴露出的地方社区对上级下发的各种表格填写疲于奔命，也凸显了在数字搜集方面相关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端。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如何促进大数据的分享。专家的建议是，数据搜集最好一次完成，完全数字化，然后与各方分享，这样能减少纸质单据处理的难度，也能节约时间。大众申报的与疫情相关的私人信息如果能在不同政府机构中共享，就可以同时满足疫情防控、复工检查、商务统计等多种要求。此外，政府调用的大数据信息与个人填报的隐私信息有机结合，并据此展开分析，也可进一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帮助政府形成全面立体准确的数字真相。

   在企业大数据实践中，大数据无法被高效应用主要面临两大的问题，要么是企业部门之间的数据无法互通，要么是数据因为格式不同而无法通读。这需要硬件和软件的提升，硬件方面需要打通组织内部的信息壁垒，软件方面则强调统一数据的标准，尽可能做到无纸化，同时做好基层数字文化的教育。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个人申报隐私数据，还是政府调用个人隐私大数据，都是在抗疫期间的特事特办，因为追踪潜在病人需要适度让渡隐私。但抗疫基本结束之后，亟需讨论并制定隐私数据搜集和调用隐私大数据的规则。这里笔者提出四点建议。

   首先，必须明确哪些情况下政府可以要求大众申报隐私信息，同时调用第三方的隐私大数据。例如，通过调用手机运营商数据和实名验证交通工具票务信息查询个人的行动轨迹，在平常时期是大众必须享有的隐私权利。特殊时期积累的个人行为轨迹的大数据在疫情结束后应封存或销毁，政府也不再继续追踪。

   其次，必须明确哪些机构可以要求大众申报信息或者调用隐私大数据，在申请调用时需要经过哪些政务公开的流程并及时披露。按照一次搜集、多方分享的原则，最佳方式是建立政府机构数据搜集和调用的特定平台，同时规范不同类别信息的分享机制。

   第三，需要建立制度保障政府搜集的个人隐私信息和被调用数据的安全，避免个人信息泄露，或者被第三方盗取并贩卖牟利。同时要制定政府信息公开和大数据使用规则，让政府搜集的与民生相关的公众大数据可以在脱敏之后为商业机构和研究机构所用。

   最后，应该鼓励便民大数据平台的进一步创新。还是以健康码为例，如果能够绑定居民的医保信息和其他疾病信息，在一些城市医院体系中试点从预约挂号到检查拿药一条龙的数字服务，就能充分挖掘此次抗疫过程中已经涌现出来的在线预约和在线问诊的新机会，同时为未来医疗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分析积累数据资产。

   此次抗疫展示了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巨大创造力，下一步应该制定更明确的隐私数据保护和使用规则，同时鼓励更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