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在互联网行业的这片江湖中，“网红”的新陈代谢速度无疑更是快得惊人。在多部门此前出台新规，剑指直播带货乱象后，也被外界认为直播电商的野蛮生长已经结束，而如今最为火热的名词无疑是“社区团购”，尽管爆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是个新概念，而是近期社区团购领域迎来了许多重量级玩家的进入。
如今，拼多多有“多多买菜”、美团上线了“美团优选”、滴滴推出“橙心优选”、阿里方面投资“十荟团”、腾讯入股了“兴盛优选”、京东则由刘强东亲自带队进入社区团购领域，甚至于一贯与“互联网+”概念不太沾边的字节跳动，都被传出可能要做“今日买菜”。
纵观各大互联网巨头的社区团购业务，“投入不设上限”也成为了其中最为常出现的字眼，这架势也像极了十年前的“千团大战”，以及此后快的、滴滴，和Uber们在出行领域的对垒。那么为什么各大互联网企业，都要争先恐后布局社区团购业务呢？
社区团购或是如今互联网行业的一剂解药
这其中的原因，或许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9月29日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可以寻找到答案。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9.40亿，较2020年3月增长3625万，互联网普及率达67.0%，其中手机网民的数量则为9.32亿。
这一数字也就意味着，如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已实现“数字化”，并接入到了互联网的体系中，而也就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过去二十多年来面对的一个事实——庞大的未触网人群已经不再存在。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高速增长的网民群体为互联网企业也提供了一片广袤的蓝海，而如今这一红利消耗殆尽的背景下，互联网企业面临的情况已经不仅仅是整体格局稳定，甚至在细分领域都出现了固化的现象。
众所周知，互联网企业与传统企业的估值方式并不一样，前者所使用的是日常活跃用户(DAU)和总商品价值(GMV)作为估值矩阵，而互联网企业之所能拥有更高的PE，靠的其实是超高的年化增长率。而在如今用户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互联网企业自然就需要寻找新的流量来源，因此外界认为，此时的社区团购只不过是适逢其会。
社区团购无疑是试图通过社交的方式圈住用户流量，从而更好地把商品与消费者连接在一起的模式。其魅力就在于，这是一个拥有用户基数高、需求频次高，并且离钱很近的领域，也是一个与几乎所有人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好生意，并且这一领域暂时还是无主之地，并没有成功跑出一家能够整合市场的巨头。
事实上，社区团购并不是一个新鲜事，早在2016年，盒马鲜生、每日优鲜、永辉超市等企业就已经在新零售的大旗下，开始尝试线上生鲜业务，此后在2018年的下半年，社区团购就已经开始走红。之所以是这个时间节点，有观点认为，或是因为微信小程序在2017年末完成了迭代与功能优化，支持创建微信小店小程序，再加上数据分析与插件功能的上线，使得经营效率的提升和履约成本降低，也补齐了了这一业务基础设施的最后一块短板。
更何况，社区团购在今年还获得了“天时”的加成，此次疫情的出现在客观上为社区团购送上了“助攻”，完成了对于消费者的市场教育。而社区团购从生鲜切入，通过预售模式实现以销定采，降低库存损耗，通过批量团购来降低边际成本，同时团长+次日达的模式也可以压缩获客成本、配送，以及履约成本。
然而社区团购并非没有隐忧
虽然如今看起来，社区团购应该不会重蹈此前生鲜电商的覆辙。然而仔细琢磨一番其实不难发现，社区团购如今的情势其实更贴近“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同样也存在一些隐忧。首先，互联网企业能够看中以“买菜”为核心的社区团购，基本上都是认为相比于日用品、数码产品，以及服饰等零售品类，整个互联网行业对于生鲜的渗透率相对较低，再结合大数据，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是一片处女地。
然而事实可能并不如理论那般完美，包括“多多买菜”与“橙心优选”新开城市主要以武汉、长沙、贵阳、昆明、兰州、南宁为主，却对于北上广深这类一线城市“视而不见”，其实是有原因的。毕竟北上广深的生活节奏已经很快，使得每日三餐都在家开火做饭已然并没有那么主流，甚至出现了类似邻国日本，生鲜食品支出在整个食品中占比在快速下降的情况，这也是外卖能够在一线城市红红火火的关键所在。而在更为下沉的小城镇或县城，则很难形成足够大的“社区”，并且社区团购在商品价格与品质上显然无法与本地菜农相提并论，毕竟无论互联网企业再怎么优化供应链，与菜农每天早上从田间获得商品还是有着一定的时间差。
因此也就出现了，社区团购在一线城市不是高频需求，在小城镇比不上本地菜贩，剩下的也就只有二三线城市了。这些城市的生活节奏比一线城市要慢，但又不像小县城那样闲适，同时并没有太多自产自销的菜农竞争，再加上互联网企业在中间环节的整合能力，使得其对于传统的社区生鲜超市确实有着一定的威胁。
其次，社区团购的业务区域性很强，毕竟生鲜商品的保质难度大，容易受气候及温度等因素影响，损耗率相对较高，这也就意味着平台的整合难度与补贴成本会相对较高。而且由于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依靠的是依托作为终端资源整合节点和销售中心的“团长”，但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却并没有那么可控。
社区团购这门生意，可能并没有那么“互联网”
作为曾经的疫情中心以及社区团购当下的主要战场，我们三易生活所在的武汉就呈现出了这样的情况，各大社区团购品牌都将“团长”人选聚焦在了小区周边的小超市、洗衣店、快递代收点老板、小区内楼长，以及平常热衷参与小区事务的人士身上，而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八面玲珑。然而尽管社区团购平台希望的是签约独家，但现实往往却会出现一个团长对接多个社区团购平台，导致企业所接触的用户终端其实并不太稳定，团长更容易根据佣金来推荐相应的商品。
换句话来说，作为社区团购整个运营环节中，最终完成社群运营的“KOL”，社区团购平台需要将团长置于自己的掌控中，并将团长变成自己的“资产”。但问题是，这些团长通常是在社区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对于平台来说，需要多大的代价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呢？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社区团购其实非常的不“互联网”，团长销售的商品其实是由传统的供应链来提供，其主要是在末端环节进行了互联网化，这就代表其并没有解决目前农产品领域的痛点——价格倒挂。目前，农产品领域的问题就是作为生产者销售的商品价格低，而消费者购买的价格高，中间的溢价是由一层一层的批发商、供应商，以及物流拿走。
因此问题也就来了，互联网改造实体产业的魅力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现在社区团购依然要依赖传统供应链，消费者所能买到0.99元的蔬菜所靠的却是补贴。从过去的经验不难发现，互联网行业渗透传统行业基本都是走的，烧钱—挤压对手—垄断—涨价的路子，可如果社区团购不能干掉一切线下生鲜渠道，成本其实就很可能永远都压不下去，也就意味着需要持续进行补贴。
虽然互联网企业很有钱，但各家显然并不会嫌钱烫手，毕竟前期烧钱也都是有目地的，并且是需要考虑投资回报率（ROI）的，而想要彻底重塑农产品供应链显然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所以一旦社区团购降低补贴力度，作为最典型性的价格敏感型用户，大爷大妈自然会选择用脚投票，很快就会转投能够实地挑拣的菜贩。因此这也就意味着靠烧钱或许能够挤压竞争对手（菜贩），但对整个产业链的改造，可能即便是如今这些互联网巨头也没有一定能成的把握。
